“造镜者”沈志华
本刊记者/刘远航
发于.11.25总第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从酒店大厅直接横穿过去,就是后门,沿着曲折的走廊,到达一座更低矮的建筑,终于找到沈志华所在的房间。屋子不大,只有一张单人床,窗帘半开着,烟雾缭绕的,不时有嘈杂声从外面传来。
沈志华体型壮硕,躬着身子,在电脑前打字,手头的工作还没有结束。他已经69岁,明年准备退休了,头发几乎全白,声音依旧浑厚。来苏州是因为出差。沈志华前一天刚刚参加一个历史学会议,结束后喝了酒,把采访的事情给忘了;第二天还是作息照常,四点钟就起床工作。
操心的事情太多,经常是几头同时推进,这跟以前不一样。年,沈志华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教授,不再是单打独斗的“三无人员”。在此之前,他进过监狱,办过农场,倒过辣椒,开过工厂,卖过黄金,做过书商,屡屡被风浪打翻,又终于回到学术的甲板上。
这是一个在时代的消耗中如何保全并延展自己的故事。进入体制后的这十多年里,沈志华的学术方向继续延展,从中苏关系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,从周边国家再到改革开放史,与此同时,他也带学生,培养后备力量。
10月末,《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档案文献编目》刚刚出版,总共11卷,四万多件。沈志华是主编,他的多名学生也已经成长为青年学者,加入到这个项目中。从起意到结项,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。
整个过程困难重重,而沈志华有感于当下的学术状况,不免增添许多忧虑。史料整理如同铺路,即使现在不畅通,以后也还有机会。他经常说,历史学家是负责造镜子的,不是照镜子的。“我们要把镜子造好了,你别造成哈哈镜,一照变形了,贻害后人。”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。
病与乐园
校区位于上海闵行。两条货运铁轨从校园里横穿过去,贴着沈志华所在的小区,像铁爪一样散开,跟前就是黄浦江。这条支线的部分轨道已经废弃,或是隐匿于树丛中,或是埋进柏油路下,经过来往车辆无数次碾轧,再次裸露地表。
年,华东师范大学主体迁到这里,沈志华也搬过来,十多年过去,原先荒僻的郊野逐渐热闹了起来。但热闹与他无关,他的兴趣在那些档案里。历史研究是个体力活儿,他身体不错,早年还当过两年的航空兵,但常年的伏案工作还是留下了一些毛病,会有不太灵光的时候。
四五年前,沈志华去韩国开会,坐在那儿写字,忽然就站不起来了,医院,说是脊椎出了问题。小半米长的钢针,他比划着,从尾骨插进去,沿着每个骨头缝儿,一点一点往里挤药。
钢针每插进去一点儿,医生就问他感觉怎么样,特别慢,前后将近五十分钟。还不能打麻药,否则容易捅到神经。他就死咬着毛巾,趴在那儿,旁边几个人一齐强摁着,难受极了。所幸手术效果不错,后来没有再复发过。眼睛也有问题,都是看书看的,每天早上四点开始,一直工作到晚上六点。这还是老毛病。
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沈志华不被体制接纳,只好去南方下海。后来研究生同学当上主编,要出一套学术丛书,缺人审稿。沈志华放弃了稳定的生活,接了下来。一年的时间,每天连轴转,审完了60多本书,万字,结果眼睛坏了。
编完书,还是无处可去,沈志华又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,眼睛有所好转。最近旧疾复发,点药都不行了,毕竟年纪摆在那儿。没办法,医生让他别老盯着一个地方,每半个小时就起来放松一下,看看远处,调节调节。对面住宅楼挡住了视线怎么办?那就走到阳台上,从侧面往外看。
总会有可以远望的地方,他说。“只要是心脏不出事,脑子不出事,眼睛不出事,工作就继续。”沈志华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还有一年就要退休,他对此倒是有些期待,毕竟可以少一些职务工作和应酬,多一点时间来写作。
不干活的时候,沈志华也并不孤独。他经常喊人过来,边吃边聊,因为有阿姨负责做饭,家里渐渐地变成了食堂。也是因为系里的很多同事都住在附近,同辈的学者,或是年轻一些的教师,距离不远。比如对门就住着韩钢,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,也在历史系,俩人认识有二十年了。
“游击队员”
这天中午,韩钢过来吃饭,和沈志华继续闲聊。饭很家常,两菜一汤,配上粗米饭,有人来,就加一双筷子。学术话题最下饭,他们谈到了年前后的中国,内部是正在酝酿的过渡时期总路线,对外是已经爆发的 。外界提起沈志华, 总是绕不去的话题。
有时候,他们也会聊起过去,聊起那些出逃与退守,那些无法远望的夜晚。年,沈志华结束了两年莫名的牢狱生涯,没有学术单位肯接受这个从社科院肄业的研究生。他在社科院的时候,研究的是苏联初期的新经济政策,列宁的这项改革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有价值。然而,牢狱之灾降临到他头上,即使他在监狱里写完了将近40万字的专著,依然无路可去,只能自谋出路。
大家都争着挤进改革的列车,只有沈志华被甩到了时代的后面。最落魄的时候,他只能蹬板车,到大街上卖水果。
当时,张木生正在办《中国百业信息报》,自负盈亏。沈志华上研究生之前,在电力部门办过报纸,张木生就说让他过来,当副手。结果干了没俩月,让人给告了,说沈志华刚刚刑满释放,有污点。张木生有些为难,沈志华主动选择了离开。
天津大邱庄在搞生态农业试点,改良盐碱地,鸡粪喂鱼,鱼粪肥田。党委书记禹作敏名气很大,他让沈志华过去统管农场的事情。沈志华过去干了小半年,就住在那里。
广东是变革的前沿,沈志华听说那里英雄不问出身,就去了深圳,在进出口公司工作。他去过云南老山地区,坐着长途汽车,收购小辣椒,出口到日本等地。 ,靠着黄金和图书生意,沈志华赚到了足够多的钱。他终于有能力和资本去做研究,便杀回学术界。
徐庆全跟沈志华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了,那是年5月,在“大三元酒家”。当时徐庆全在高校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,沈志华还在搞出版,组织学者做《白话资治通鉴》,却已经有了继续做学问的计划,并筹建“东方历史学会”。
徐庆全比沈志华小一轮,俩人性格很合得来。在徐庆全的印象里,平时喝酒聊天,沈志华有一股梁山好汉的气势,总是大步流星的,酒风浩荡,但是每次谈到学问,那种儒雅的风范就出来了。“他是那种‘不疯魔,不成活’的人,很单纯。”徐庆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他专门写过文章,形容沈志华是“游击队员”,本来是“三无人员”,后来进入学校,收编了体制里的“正规军”。
上世纪90年代初,苏联已经解体,大批档案开放。沈志华知道了这个消息,觉得机会难得,很有可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增长点。
年5月,沈志华一行人来到莫斯科,虽然政治体制已经变化,档案馆的人仍然跟以前一样,效率低下,复印费也高得吓人。沈志华办法多,找俄国学者一起干,喝酒谈心,付给他们一些劳务费,便可以省去很多麻烦。
但在当时,其实已经失去了先机,部分档案馆收紧,幸亏美国的学者复印了不少档案。沈志华在90年代末跟社科院的人一起,专门去了两趟美国,带回来十几箱的档案。回来之后,又组织人翻译出版。
年,34卷的《苏联历史档案选编》问世,现在还能看到内页上写着“内部发行”的字样,却成为中苏关系研究领域一部绕不过去的重要文献。与此同时,他自己的研究也开花结果,围绕 和中苏关系,写出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。
(《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档案文献编目》。)
“沈老师有一个大的突破,其实是通过发掘俄罗斯档案,重新复原冷战后的国际格局,特别是共产主义国家的反应和应对。我们过去只知道联共党史、中共党史,以为就是这样。好多问题没法解释,为什么一开始想走美国的路子,后来走苏联的路子,再后来又走美国的路子。”韩钢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对于沈志华来说,出版时的删改是家常便饭。“搞历史研究的时候,不能自己预设很多界限,不然还怎么做学术,但是到了发表的阶段,可能会有妥协。”沈志华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。
隐形的人
早上九点钟,沈志华端着保温杯,面带笑容,缓步走上前台,旁边是这次讲座的评议人韩钢。台下的灯光有些昏暗,偌大的中心讲堂,只坐了一小半的听众,后面都是空的。这种情况很少见。由于一些原因,没有对外公布任何信息,基本只有本专业的学生知道。
他还是没忍住自己的脾气,不明白为什么安排了讲座,又不对外公布。四下沉默,没有人回应。发完牢骚,开始进入正题。题目讲的是中国在上世纪40年代末和70年代面临的两次选择,那些政治水位的风浪与地表之下的褶皱,或是长久的积压与偶然的爆裂,它们隐藏在各种各样的档案和回忆录中。
讲台总是让沈志华兴奋,而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才能,不用任何台本,手势劈到半空中,如入无人之境,声音从高亢转入低沉,历史仿佛也有了语气。听完一场讲座,早已落定的尘埃都震荡一遍。
陆续有几位学生低着头进来,找旁边的地方坐下,成为新的听众。对于他们来说,中苏关系是遥远的历史,但对于沈志华来说,他是亲历者。提到中苏交恶的时候,他回忆了自己当兵的经历。
那是年,沈志华19岁,他是公安子弟,“文革”初期,也忙着“闹革命”,搞串联。后来成为了一名航空兵,每天听报告,都说苏联要打过来,核战争即将爆发,部分机关部门也开始迁移。据说原子弹爆炸的时候,每个人只需要挖一个猫耳洞,往里一躲,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也不知道真假,沈志华挖了俩。
然而,“文革”改变了这个小战士的命运,有人举报,说沈志华是极左分子,还杀死过人。沈志华复原回家,到石景山发电厂烧锅炉,搞宣传。厄运似乎对他特别照顾,总是在他将要扑出水面的时候扯住后腿。
这些都已成为过去,偶尔才会被提起。学生们听得入迷,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。沈志华享受这种表达的快感,尽管他也知道,阻碍与误解一直都在。以前经常有人在网上骂他是卖国贼,有反动倾向。他也不搭理,继续做自己的事。在他看来,那些立场和定性跟学术研究扯不上关系,“都是闲的”。
年,沈志华接受华东师范大学的邀请,决定进入体制。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吸引他的重要原因。当时华东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是张济顺。她是一名历史学家,在她的推动下,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先后聚集到华师大历史系,包括杨奎松、茅海建和韩钢等人。
客观上说,沈志华进入体制,也是因为他做生意赚的钱花得差不多了,到俄罗斯购买档案,资助青年学者,书出了一百多本。不过,刚到华师大的那段时间,沈志华担任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,每年只有20万的拨款。当时很多门道没有摸清,资金申请手续繁琐,公家的钱并不好用,还得自己想办法。他的弟弟给了一百万,夫人李丹慧的哥哥也出了一百万,作为支持。
钱的问题还在其次,更迫切的是人才。“要是就自己研究,那完全没问题,全国世界都可以自己去找。但是你要是想有一些大的举动,推动某个学科的发展,还是得进到体制内,这样才能带学生,组织团队,毕竟民间学者没几个,得跟领域里的学者对话。”沈志华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周娜是沈志华带过的博士生,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,周娜被调入研究中心工作。开始的时候,只有沈志华和她两个常驻人员。她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,沈志华联系了历史系相关老师,希望能一起搞冷战史研究。然而,没有一个人响应沈志华的提议。他只能从基本做起,申请项目,带博士生,手把手传帮带。
谷继坤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师,硕博都是跟着沈志华读的。他的硕士论文做的是“对苏援建”,那是年,去北方某省档案馆查资料,工作人员把档案拿出来,又让他先喝茶,说要研究一下,才能决定是否给他看。
谷继坤喝了一天的茶,最终还是没能看到档案,不免心生沮丧。没有办法。谷继坤回到上海,在沈志华的办公室里说起此事。沈志华给他打气,回忆起自己跟夫人李丹慧一起,沿着中苏和中蒙边境搜集档案的往事,走了一圈,到几乎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重要市县的档案馆查资料,各种办法都用尽,还是没少吃闭门羹。
寻访东欧
年5月,沈志华在北京的三味书屋作讲座,老朋友徐庆全找他,说晚上喝酒。酒桌上,沈志华提起说,俄罗斯档案已经收紧,但东欧几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开放了,他一直盯着这块呢。徐庆全当时听了挺惊讶,他知道,这又是一个大工程,动辄数以万计,耗时耗力,没有几年的工夫根本下不来。
但是沈志华清楚,这是新的突破口。和中国一样,这些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“老大哥的后花园”,其实也不断面临着选择,经历了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两次社会转型。它们是研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窗口。
年夏天,沈志华跟几位学者一起去东欧考察。他发现,东欧档案的开放程度比俄罗斯要好,管理制度跟西方差不多,有的地方还免费复印。国家和外交档案馆都是如此,党和政府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档案都可以查阅。在捷克,工作人员主动给他们展示了当年中国发过来的公文电报文件。
在罗马尼亚,沈志华参加了一次特别的会面,对方都是原来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高官,他们担任过诸如总统和国防部长的职位,一大帮子,有二十来人。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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